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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明确开启了这一民本主义传统，黄宗羲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的表述。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引领着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的正确方向。只有紧紧抓住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基础性工作，才能逐步建成更高水平、更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法治中国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张晋藩：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 进入 张晋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习俗等成分由于失去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它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与理性，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因而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转型、更新与重塑的准备阶段。如果说古人建设的中华法系曾滋润过相邻的东方国家，长期雄居于世界法系之林，那么，我们今天也有能力、有信心重塑一个体现当代中国法文化成就的新的中华法系。它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不是凭空的设想。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改造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学者，也在检讨晚清修律全盘西化的缺失，批判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华法系不仅是中国法文化宝库中的财富，也被世界公认为体现人类社会进步与法制文明的瑰宝。其中，法律保留原则是前提和基础，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应置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之下。

来源：《法学》2023年第7期。无论是从体系解释还是权限规范的角度，授权改革试点都应当并且首先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1）在规范位置上，第16条被置于《立法法》第2章第1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规定下。参见沈岿：《论宪制改革试验的授权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14页。法律保留是授权改革试点所应遵循的第一条红线，实际上也是贯穿试点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以保证改革试点时刻保持审慎性。

[3]若要控制上述影响，就要为授权改革试点设置法律约束。这种区别主要是基于被授权机关的宪法定位及其对应功能安排的差异，例如，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试点主要针对诉讼制度，授权中央军事委员会改革试点主要针对军事制度。

某些事项关涉基本法律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即便享有基本法律的修改权，也不能对此事项进行随意修改。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属于立法类职权，应遵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规定。这种情况下，无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是否明确，被授权机关在该事项上只要不违反其他法律，就可以自主制定试点方案。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分析首先立足于权限分析，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针对改革试点作出授权决定。

其中，部分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基本法律所带来的影响，明显超出了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范围。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例，有观点认为，在宪法规定之外新增设一种在中央与国务院平行、在地方与各级人民政府平行的国家机关，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的根本……由全国人大授权展开这项改革试点，在宪法学上有合理的解释空间，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则缺乏合理的解释空间。以下事项通过解释可以确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1）公务员制度涉及国家机关组织事项，属于法律保留事项。针对法律保留事项，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禁止行政权自行规定行政措施或发布决定命令。

至于司法制度为何不能被授予国务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如上所述，更可能是因为行政法规囿于其权限范围而无法规定司法制度，而非因为司法制度属于绝对保留事项。最新研究提炼出社会主义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两个具体标准来阐明纵向法律保留的一般规范根据，基于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主义品格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求，认为我国纵向法律保留应当遵从严格法律保留。

（一）相关事项能否被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这一问题是对法律的立法权限边界的追问，具体指向法律能否对宪法保留事项进行调整。[8]参见王建学：《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4页。

此外，有部分授权决定说明，如《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这项改革也符合行政许可法确立的原则，似乎蕴含着一定的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意味，但不够直接。另一方面，无法律保留原则之适用者，就无授权明确性要求可言。否则，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改革试点就无法展开了。本文主张法律保留原则是授权改革试点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拟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4.抑制任意授权并推动授权的理性化。只有先根据法律保留原则来确定能否授权，才有下一步运用明确性原则或比例原则来调和授权给法制统一带来不利影响的空间。

这意味着授权改革试点事项并非无限制。失去法律保留的约束，容易滑向法律工具主义，从而引发立法碎片化，影响法制统一。

但这一标准的解释空间仍然较大，若不作具体限定，就会因解释空间过大而无法形成对授权改革试点的有效约束。当前较多研究将授权明确性原则视为评判授权合宪性的首要原则。

其中部分决定涉及法律保留事项，而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授权决定前，应当慎重考量授权事项是否属于其自身职权范围、是否属于不可授权事项。当前授权实践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需要追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此类决定是否存在权限限制？是否存在部分法律规定，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的决定？这一点要根据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分工关系来判断。

二是改革事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授权。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这个安排明确体现了授权改革试点应遵循第11条法律保留原则的立法意图。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还须探讨。第三，授权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就会助长下位法对上位法的竞争，从而导致法律体系内部紊乱。

[29]参见姜芳：《法律保留抑或立法保留：对〈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合宪性考察》，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5页。越过法律保留原则作出授权决定，势必因越权处置法律保留事项而产生合宪性问题，不仅有碍于法制统一，还损害民主正当价值。

从授权改革试点实践来看，授权事项大量涉及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基本经济制度、税收制度、诉讼制度、犯罪和刑罚等法律保留事项，但授权决定及提请审议说明中均未见任何有关授权改革试点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的说明。（三）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首先立足于法律保留原则重大改革须于法有据，作为贯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方式的授权也应于宪有据。

（三）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是否有权授权国家机关就此进行改革试点？应注意，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并非把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职权授出。对此统计作如下三点说明。

[4]参见胡玉鸿：《法律原则适用的时机、中介及方式》，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7页。大体而言，在授权决定说明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的理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事项涉及现行法律的修改调整、突破现行法律规定或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从宪法整体性角度看，作为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是一个多元包容的体制，可以根据时代发展和改革需要，在人大体制下将不同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国家权力表达出来。法律保留原则构造专属保留，授权禁止—允许授权，授权明确的规范递进结构，形成对授权的规范约束，同时也要将其背后蕴含的保障基本权利、维护法制统一等价值注入授权对象、范围、内容、程序等要素中，强化对授权的理性引导。

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原则就构成了约束和调控授权改革试点的基础指引。可以看出，上述问题背后各自隐含宪法判断，有的涉及宪法保留，有的涉及法律保留。

若某事项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就排除了法律自行规定的可能。[10]参见彭浩：《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性质与功能探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23页。

作为权限规范，法律保留原则是授权合宪性的前提。我们不能混淆外在体现和内在本质，不能把某个特定领域的规定当作普遍性的标准，从而无差别地适用到其他领域。